【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也意味著一種學術知識生產和觀察視角的轉移。近年來，區域國別法研究伴隨區域國別學的興起而迅速發展。在此背景下，區域國別法研究應關注全球南方的崛起，從新基點和新視野出發，深入開展相關法律議題的研究。

其一，全球南方的法律現代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起步較晚，且基于各自的歷史情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各有特點，但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缺乏借鑒價值。正相反，由于同處相近發展階段，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教訓更易引起共鳴。例如，南亞及東南亞諸國的憲法變遷問題，凸顯了法律現代化過程中的多種緊張關系，應將之納入比較憲法學的研究視野；近年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所帶來的復雜效應，亦提示我們在區域國別法研究中應深入考察現代性視角下宗教、政治與法律之間互動關系的重要性。

其二，全球南方的法律發展。“法律發展研究”最初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外法律援助過程中，繼而演變為對發展中國家法律發展狀況及規律的觀察。與美國版本不同，新興的全球南方法律發展研究不著眼于對目標國家實行經濟操控，而是試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互助和法律聯合鋪設網絡。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形成了諸多支持經濟發展的國際組織，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也有了規模日益龐大的海外援助項目。如何使全球南方的發展援助惠及各國，并在援助方與受援方之間形成公正、廉潔、穩定且互利的法律關系，成為區域國別法研究的焦點。

其三，全球南方的法律思想。19世紀以來，全球法律知識傳播基本以西方為策源地。在德國、法國、美國相繼主導的三次法律思想的全球傳播中，發展中國家被認為并無自主知識生產，而只是處于法律繼受過程中。但事實并非如此，發展中國家基于本民族歷史和社會特性，發展出了諸多獨具風格的法律思想，其中一些思想理念更是兼具地方性和全球性特質。例如，甘地結合傳統印度法的“戒殺”理念，發展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進而在美國廢奴運動中啟發了亨利·梭羅等人的公民不服從意識，這是南方國家法律思想產生全球效應的范例。

其四，全球南方的國際法。近年來，在國際法學界，“比較國際法”開始引起關注。該研究一方面和批判主義國際法一起，折射當前國際秩序面臨深刻調整的嚴峻現實；另一方面呼吁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法觀，要求改變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單一敘事。國際法作為全球法律語言的“普通話”，本義并非壓制各種法律“方言”；但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國力差距，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規則形成過程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而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有望改變這一現狀，將更多體現發展中國家視角和訴求的法律內容帶入國際法視野，而這正是區域國別法研究的增長點。

其五，全球南方的科技法。科技對法律改革的影響不容忽視。在人類歷史上，三次工業革命都率先在歐美國家爆發，科技發展也一直被視為發達國家將其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擴散，進而控制其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而今，新一輪工業革命席卷全球。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科技領域全球競爭，并在一些領域搶占先機。這意味著科技法很多前沿問題可能率先在發展中國家產生，而最佳解決方案也會首先在這些國家孕育。同時，發展中國家試圖擴大科技領域全球合作，參與制定新的全球標準，這將深刻改變科技法的世界圖景。

全球南方法律研究的蓬勃發展，為我國法學研究的發展進步特別是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而挑戰也不容小覷。推動面向全球南方的區域國別法研究，應當在解決知識匱乏問題的同時，建設具備全球視野、素質過硬的人才隊伍。

一方面，解決好知識匱乏問題。當前，我國現代法學研究在總體上對變化中的全球法律現象解釋力較弱。例如，全球南方的法律形態很難用傳統的“中—西”或“東—西”之別來分析。中、印兩國同屬“東方”社會，但歷史傳統差異顯著，近代發展道路迥異；西亞、北非地區，乃至東南亞以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為代表的伊斯蘭社會的法律發展，也千差萬別。為此，須改變傳統以法系為中心的敘事，尋求繪制全球法律圖譜的新方法。一是超越既有理論和概念中的二分法，于多元中尋求共識，在擺脫歐洲中心論和西方法律優越論的同時，重視全球南方的法律現代化議題，促進不同法文明之間的理解與互鑒。二是在探索法律發展議題時應充分認識其多元格局，避免法律領域的線性進化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三是關注法律概念的多元含義，避免片面強調法律實用主義和法律工具論，從而深化對全球南方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研究。四是關注全球法新形式，突出強調多元法律文明對話機制與途徑的研究，如從全球南方視角探討跨國河流、生態、人口流動等合作議題，推動全球南方國際法研究進一步擴展，使文明交流互鑒從理念落到制度層面。

另一方面，著力培養人才隊伍。目前，全球南方相關研究領域存在較為嚴重的人才匱乏問題。特別是在區域國別法的教學領域，目前較為偏重西方發達國家法律，忽視全球南方的法律發展，難以培養出能夠參與全球南方法律合作的合格人才。而現有區域國別研究機構，往往更偏重國際關系學的知識生產，法學處于輔助地位，不足以彌補法律人才培養的缺陷。對此，可從以下方面著手改進：高校法學院應積極調整比較法教學結構，開設系統性的全球南方法律文化課程，培養學生理解異質法律傳統并與之對話的能力；高校和科研機構設立專門研究團隊，構建與全球南方國家法律研究機構的學術對話平臺，在交流互動中產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強化語言能力與跨學科能力的培養，調整現有大學學科設置和培養機制，打破語言與專業的壁壘，將法學與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交叉融合，提升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等等。

（作者：魯楠、李曌，分別系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