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殷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研究員
近日來，尼泊爾大震之后的正能量謠言成為了輿論場的焦點。在各種喧囂的社會聲浪背后，其實是中國社會對于國家救援行為認識上的混亂。當公民在海外遇險，國家是救還是不救、投入多大資源施救、公民自身應盡多少義務等一系列的問題，其實都是崛起中的中國所必須回應的問題。它不僅涉及到了國家形象的面子，而且也涉及到了公共資源分配的里子。
在道義上，國家對于公民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保護責任，但是道義上的責任在實踐中必須服從于現實條件。現實情況是，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走出去的企業與公民正呈現出“井噴”的態勢。我國傳統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已經難以負荷公民與企業的安全需求。另一方面，我國大量走出去的“人、財、物”又往往集中于亞非拉等安全環境不佳、基礎建設落后、救援成本高昂的國家。這讓營救不僅成本高，而且危險性大，甚至有可能引起二次風險。
盡管我們從利比亞撤僑開始，進行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國家救援行為，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與國際形象，但實事求是的說，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我們的成功里總有著“天佑中華”的幸運。問題是，隨著走出去的企業和公民越來越多，遇到的風險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我們還能這樣不計成本地救援多少次？我們還能夠幸運多久？坦率而言，每一次成功的救援在贏得喝彩的同時，都加劇了部分國民對國家不切實際的期待。這一次尼泊爾正能量的謠言，其實反映的正是這樣一種期待。
國家救援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公共資源再分配的行為，它意味著要把本屬于全民的預算，花在“特定人”的身上。而中國國內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其實是不應該拿出過多的公共資源來進行國家救援的。這一次尼泊爾的災難救援，其實已經凸顯了一個亟待解決的法律問題，那就是中國社會必須盡快就國家救援進行立法，必須把“什么情況應該救”、“什么情況不應救”、“什么情況救援是收費的”、“什么情況救援是免費的”等一系列問題說清楚。國家是理性動物，不能總是被道德義務綁架。對一部分公民多盡了責任，其實意味著對另一部分公民少盡了責任。
實事求是的講，在這次尼泊爾的危機中，即便機票翻一倍本不值得什么大驚小怪。如果沒有額外的利潤，我們憑什么動員這些企業、員工去承擔額外的風險，而額外的風險本就應用額外的利潤來回報。也許有人會問善良在哪里？那么，讓人冒著風險來救援卻不愿多付報酬，甚至還想不付報酬，又是怎樣的一種善良呢？
更重要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與企業走出國門，尤其是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公民與企業走進了不穩定、不安全地區，如何建立新形勢下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擺脫“國家依賴癥”，已經成了中國必須要解決的課題。許多政府部門勉力承擔、無力承擔的責任，應該考慮引入市場的資源、社會的資源來進行解決。海外救援完全可以成為商業服務或是商業保險的內容，讓險中求富貴的人們為自己的行為買單，而使國家把相應的資源去投入到基本的民生保障中去。對于那些肩負著國家重大使命的“走出去”，比如援外項目、戰略項目等，當然應該由國家提供保障，但這種保障也可以是靈活的，也可以充分利用“外包”等方式，發揮市場的作用。中國的私人安保產業，完全可以通過承接海外救援項目，來走出國門、拓展人脈、提升層次。
市場是會失靈的，市場不是萬能的，所以國家是必要的，國家救援尤其如此，但是，國家也是會失靈的，國家也不是萬能的，在海外救援的問題上，有時候我們同樣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簡政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