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教育部日前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2018年教育事業發展有關情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范海林表示，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我國即將由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要推動各級教育高水平高質量普及，2035年教育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高等教育競爭力明顯提升。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要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著力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扭轉高等學校以學歷為導向辦學的傾向，不能只滿足社會的學歷需求，不滿足社會對高質量人才的需求；二是推進學校治理改革，建立現代學校制度，實現教育家辦學。
按照國際標準，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0%，高等教育就進入普及化階段。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于今年達到50%，高等教育由此進入普及化時代。從高等教育大眾化到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國只用了18年時間。可以說，在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上，我國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但是，質量問題也十分明顯，甚至可以說，有的高等學校的規模發展，是缺乏基本質量保障的。因此，在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時代之后，我國應該著重解決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也可以說，我國高等教育應從過去追求規模的數量時代，走進重視質量和內涵建設的質量時代。
影響我國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是，我國社會存在的“學歷情結”問題。在學歷社會環境中，我國不少高校一方面只回報給受教育者一張文憑，另一方面則不安于定位，盲目追求提高學校的辦學層次。這直接導致高等教育的質量和結構與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脫節。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如果高校依舊以學歷為導向辦學，受教育者也只關注獲得什么文憑，那么，高等教育的質量將難以提高。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只會每年向社會輸送上千萬的大學畢業生，但這些畢業生，有相當部分只有大學生的身份，而無大學生應該有的能力和素質。這樣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滿足的只是學歷需求，而不是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和人才強國的需求。
因此，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必須破除我國社會的“唯學歷論”，要改革人才評價體系，推進社會從“學歷社會”走進“能力社會”。每個受教育者要基于自身能力提升選擇接受高等教育，而高等學校也應該以培養學生具有核心競爭能力來開展教育教學。這才能從根本上擠掉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泡沫，也有效治理學生混文憑的現象。
高等學校沒有現代治理結構，學校辦學急功近利，是影響質量提升的又一方面因素。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不同高等學校在自身定位上辦出特色和高水平，才能使高等教育發展和社會發展良性互動，即以高等教育普及化，讓社會各行各業都有優秀的人才，以此推進行業服務水平的提升，否則，高等學校辦學千校一面，人才培養沒有個性、特色，這樣的普及化就只能是數量層面的低質普及。
而要做到不同高等學校在自身定位上辦出特色和高水平，首先要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自主權，只有大學擁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才能明確自身的辦學定位。我國高校辦學定位模糊、不安于定位，主要原因是學校沒有自主權，于是“千校一面”，盲目追求高大全，或者一哄而上開設什么學科、舉辦什么專業。高等學校的辦學定位沒有高低之分，在不同的定位上，都可以辦出一流水平，這應該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更加明確的社會共識。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我國社會是用學校的辦學定位，來評價高校的辦學水平的，于是研究型大學就比教學研究型大學高一等；教學研究型大學就比教學型大學高一等；普通高校又比職業院校高一等。這顯然會阻礙不同辦學定位的高校，都辦出高水平。
其次，要在校內建立現代治理結構，推進“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形成教育家辦學的氛圍。每所大學要在自身定位上辦出一流，這就需要尊重教育規律，在校內充分發揮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對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的管理和評價作用。建立現代學校制度，這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就已經確定的改革任務，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實現《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戰略目標，應加快現代學校制度建設。(責任編輯 李曉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