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義成 南方科技大學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

伴隨當代中國的高速城市化進程，“城市中國”的面貌日新月異。當前，要從人文城市視角，深入剖析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復雜現象與深層問題，并對城市文明發展進行前瞻性思考，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富有創新意蘊、促進人文繁榮的城市文明可持續發展之路。

從“城市中國”看社會變遷

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城市作為折射人類文明進步的璀璨明珠，不僅是經濟活動與社會交往的核心載體，更是文化傳承與時代變遷的生動寫照。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與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當代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鄉土中國”逐漸走向“城鄉中國”，并邁向“城市中國”。

“城市中國”體現了我國從傳統鄉土社會向以城市為主導的現代社會的深刻變遷。在主體層面，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實現了向市民的身份轉換，其規模之大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在空間層面，城市土地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大批國家級城市群的興起，推動了中國人生產生活空間的重構。在文化層面，現代都市生活重塑了新一代中國人的認知習慣和思維方式。如今，城市已經成為我國人口重要的居住地域、生產中心和消費場所，“城市中國”不僅體現為城市化率的數字增長，更彰顯城市已成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載體以及社會關系重組的重要場域。這一變化極大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生活方式、社會關系和精神面貌。

因此，“城市中國”作為一種理解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新范式，既是對高速城市化進程的具象表現，也包含對其背后政治、經濟、文化邏輯的學理總結。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的轉型，不僅重構了空間形態與社會關系，更催生了新的命題：如何從城市解讀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如何保護好城市文化根脈，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何在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著力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體驗，促進城市與人的協同發展？凡此種種，為新時代中國城市文明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以人文精神建構當代城市

從“鄉土中國”“城鄉中國”到“城市中國”，不僅體現了社會的巨大變遷，更意味著人文城市的新生和城市文明的新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城市建設、運營、治理體制改革，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因此，要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建構現代城市文明，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開拓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續的城市發展路徑。

一是從文化的視角，尋求城市文脈的保護傳承、創新發展之道。要從深層次分析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背后的社會文化基礎，在更寬泛的層面理解“城市中國”。基于中國悠久的文明史和曲折的近代史，來自“鄉土中國”的傳統文化，需要在“城市中國”的背景下實現傳承創新。應避免城市化進程中的文脈斷裂，積極探索融合傳統與現代、鄉土與都市的文化元素。立足當下城市發展實踐，以中國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美學突破以往“鄉土中國”的文化范式，開辟一條保護文脈、繼承傳統、指向未來的城市文化發展之路。

二是以人為中心，夯實城市的社會文化基礎。人文城市必然是有人情味和煙火氣的城市。城市的現代化，不僅是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和經濟生產總值的增長，更需要關注人的精神世界與社會關系的健康發展，從而構建更具人文溫度的城市。

三是結合生態美學，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城市平臺。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天人合一”，生態營建是現代人文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全球城市化的歷史進程，城市的繁榮與發展往往伴隨著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環境的日益惡化，這一矛盾也成為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對于后發城市化地區而言，城市社會的生態營建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建設“城市中國”，要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追求城市環境正義，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城市新形態。同時要構建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園，打造“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生命共同體，從而為“城市中國”提供有根脈、有記憶、有載體的人文城市方案。

建設數字時代的城市文明

城市是人類文明高度濃縮的結晶。在我國的城市化過程中，新銳的技術與傳統的社會產生了激烈交匯。當城市化變革與大數據應用相交，城市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存，也對建設數字時代的城市文明產生了廣泛影響。

其一，從技術對城市產業的影響看，數字技術極大地催生了新質生產力，助推城市高質量發展。在現代城市中，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協同推進，人工智能企業數量及其產業規模突飛猛進。

其二，從技術對城市文化的作用看，科技發展極大豐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態。二維碼時代的數字城市被形容為“碼之城”，“掃碼”成為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空間交流互動的前置行為。智能定位和導航系統為城市居民提供了高效的出行方案，構成了“網紅打卡”“Citywalk”等諸多新型文旅模式的運營基礎。技術與城市建立起一種新型關系，全方位介入城市的文化機制與社會感知系統。

其三，從技術對城市治理的效果看，新技術應用推動了城市治理的高效運作，而新的隱患和危機也同時產生。城市文明新形態離不開智能，但不能陷入“智能崇拜”。必須審慎分析和理解技術應用的治理效果，合理界定其功能和邊界。數字時代的城市治理要超越“工具理性”，在技術應用中嵌入對人文價值和社會韌性的考量。在應用新技術的同時，要在效率與公平、智能與倫理之間找到平衡，從而為建設數字時代的城市文明提供正確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