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鐸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近日，美國國務院發布《全球數字化時代關于海底電纜安全與韌性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聲明》），聯合歐盟、英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及多個太平洋島國，聲稱當前海底電纜領域存在針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的“風險”，需要聯合管控，采取包括支持所謂“所有權、伙伴關系、公司結構透明的海纜供應商”，防范“高風險供應商”等措施。全球海底電纜市場“四強”（美、法、日、中）里有三者是聯署方。由此來看，美方發布《聲明》的用心昭然若揭。

海底電纜堪稱數字時代的國際通信“大動脈”。美國電信咨詢公司（TeleGeography）公布的數據顯示，海底電纜承載了全球95％以上的洲際數據流量，業務涵蓋電郵通信、視頻通話、國際結算、新媒體流量等絕大部分民用、商用、政府間信息的跨洋傳輸。從全球市場份額看，美、法、日三家是海底電纜傳統巨頭。本世紀，中國海纜產業迅速崛起，具備全產業鏈能力的中國公司已躋身全球海纜企業“第一梯隊”。一批中國海纜制造商持續發展，近五年交付的海纜系統的數量和長度均居世界前兩位，主營纜線施工和維護的中國企業也在不斷壯大。中國海纜產業的迅速崛起，無疑“威脅”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與近年美國組織“芯片聯盟”鉗制中國技術發展的邏輯相類似，《聲明》的發布，意味著美國試圖集結一個包含海纜產業龍頭制造商、供應商和下游客戶的盟友“小圈子”，以“可靠和值得信賴的電纜組件及服務”為門檻，將中國海纜企業排擠出供應鏈。

《聲明》并非美國對中國海底電纜射出的“第一支箭”。根據路透社等媒體披露，美國自特朗普主政時起便針對中國海底電纜打出了一套全政府、多領域的“組合拳”：包括但不限于建立跨部門的“電信小隊”（Team　Telecom），通過建言美國政府能否對外來企業發放電信運營執照、海纜鋪設權限等，掌握對諸多國際海纜項目的“一票否決權”。近年，其至少破壞了中國企業在亞太地區承建的六個海纜項目。2023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海底電纜控制法案》，要求政府盡快制定涵蓋重要海纜技術、產品的類目清單和出口管制措施，為對中國“卡脖子”提供法律基礎和行動指南。美國還對東南亞、南亞等中小國家恩威并施，迫使多國運營商放棄報價遠低于美國企業的中國企業。此外，美國還推動北約、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染指海纜市場。2024年，在英國和澳大利亞分別建立“北約關鍵海底基礎設施安全中心”和“電纜連接與韌性中心”。如果說美國前幾年試圖對中國海纜產業實施“單兵作戰”，其當前策略已轉向“拉幫結派”。

《聲明》背后的司馬昭之心不言自明。現實層面，美國寄望于《聲明》構建一個“去中國化”的海底電纜供應鏈，擠占中國企業份額，搶奪中資利潤，進一步收割急盼獲得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從長期來看，《聲明》服務于美國全面對華科技競爭的大戰略。海纜技術發展、纜材進口受制于人，很可能影響中國信息化建設和數字轉型進程。從全球治理的視角來看，《聲明》再次體現美國搶占國際公域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的企圖。相比公海、極地、大氣層等“能見度”更高的公域，全球深海區域目前還只有少數國家有能力探索開發，廣闊的海底空間和許多豐富的海洋資源尚處于“先到先得”狀態。壟斷海底電纜的規則制定權，意味著能在深海構筑起“小院高墻”。

然而，在海底電纜產業筑起“小院高墻”有悖市場規律。“泛安全化”的產業聯盟與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是不符的。在資源跨國高度流動的今天，除了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重大產業，“優勝劣汰”既是全球市場的運行邏輯，也是必然結果。美國推崇市場選擇和國際分工，但在中國企業崛起時，又頻頻拿出“胡蘿卜與大棒”，迫使中小國家選擇報價更高的美國海纜供應商，這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續。

另一方面，“小院高墻”違背世界所需。在一個新的產業領域構建排他性供應鏈，在本質上體現的還是零和博弈式的冷戰思維，是大國脅迫中小國家的霸權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巨大的數字基礎設施缺口。一些太平洋島國直到本世紀甚至近幾年才擁有連接外界的海底電纜，而且還很脆弱。一場海底火山噴發就能造成島國湯加與外部世界“失聯”一個月。有能力的大國有責任幫助中小國家填補數字基礎設施缺口，而不是為了爭奪霸權剝奪發展中國家自主選擇海纜供應商的權利。近期，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杰弗里?薩格斯就曾指出，美國的干涉行為是為了權勢斗爭，并非因為它關心別國的建設。

就在《聲明》發布的前幾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紐約聯合國未來峰會上發表講話，指出“片面追求贏者通吃，只會滿盤皆輸；執迷打造‘小院高墻’，只會禁錮自己、割裂世界”。在全球多地飽受戰火摧殘、經濟增長乏力之際，《聲明》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惡性循環。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