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正在進行中的日美關稅談判備受國際關注。當此時刻，對于一直在日美同盟中尋求“對等”地位的日本來說，抵制關稅訛詐、拒不妥協讓步尤顯重要。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洪云鑫：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學者

秦 兵：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

于海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學者

緊急“救市”與拋售美債邏輯相通

洪云鑫

日本政府25日出臺緊急方案以應對美國關稅政策沖擊。方案內容包括加強對企業融資的支持、刺激國內消費、轉變產業結構和增強競爭力等。在此之前，國際市場上就已盛傳日本正在通過大量拋售美債來對抗美國的“對等關稅”。雖然日本政府以及大型金融機構農林中央金庫都對相關傳聞予以否認，但來自日本財政部的數據顯示，在截至4月4日的一周內，日本包括銀行和養老基金在內的私人機構拋售了價值175億美元的長期外國債券，隨后一周又拋售了36億美元。有分析說，日本投資人這次拋售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美國國債或美國機構債券”。另外，美財政部報告也顯示，日本已經連續兩個月拋售美債。

顯然，日本的緊急“救市”與拋售美債在內在邏輯上有著相通之處，即在美國關稅政策下尋求經濟避險，盡量減輕遭受沖擊的程度。

拋售美債反映出日本對美元資產信心不足。美國前財政部長耶倫不久前警告說，國際金融市場的反常態勢表明，投資者開始質疑美債的安全性。市場對美國經濟政策及核心金融資產安全性的信心流失，令人“深感憂慮”。長期以來，美債幾乎被視為“無風險資產”，但美國政府當前的關稅政策引發全球市場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5月至6月美債面臨較為集中的到期再融資壓力，這會進一步加大美債的不確定性，可能誘發美債“信用下跌—價格下跌—收益率上升—信用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

目前，日本是美國第一大海外債權國，持有近1.07萬億美元美債。日本的美債持有者中除了官方機構，還有不少日企和其他投資者?？紤]到美國關稅政策引發的嚴重負面效應，美債的信用溢價未來或將持續收縮，持有大量美債對日本來說可謂風險飆升。

另外，拋售美債還有可能是日本投資者應對流動性危機的“應激反應”。如果金融市場上存在大范圍的加杠桿操作，那么一旦股票等標的物價格大幅波動，加杠桿的投資方將被要求追加保證金，如果沒有滿足相關追加要求，則可能觸發保證金清算。美國政府“對等關稅”政策出臺后，全球股市一度暴跌，這可能引發了一系列金融操作，包括追加保證金和強制平倉等，導致市場迅速出現流動性危機，進而為市場拋售美債以換取流動性創造了一定需求。以4月7日的日經指數為例，交易開始的最初10分鐘內，日經指數狂跌6.46%，降至31596.83點，而在10天前的3月27日，日經指數還維持在38000點的高位。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金融機構為滿足追加保證金等需求，被迫拋售高流動性的美債也就并非意外之舉。

在遭受美國關稅沖擊的背景下，面向日企以及國內消費者的所謂“救市”措施，顯然是日本穩定國內經濟形勢的緊急措施。美國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場，美方濫施關稅將會大幅削弱美國對日本產品的進口需求，進而引發日本的經濟衰退風險。在出口預期受挫的情況下，日本將對企業和消費者的支持，甚至直接給國民發放現金作為直接應對手段。筆者在日留學期間正值時任首相岸田文雄執政，當時岸田政府向日本國民分兩次共計發放現金10萬日元，以期應對日元貶值帶來的物價高漲。而在美國現任政府的關稅大棒之下，石破茂政府在此次發放5萬日元之后繼續向日本國民發放現金也不無可能。

綜上可見，日本緊急“救市”與拋售美債之間存在內在關聯。日本這些動作也為外界審視美日關系的演變提供了新的視角。進而言之，要理解美日關系的演進，既要關注美日安全層面的合作，也要從經濟視角審視兩國之間的復雜博弈，這要求觀察者不僅具備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還要擺脫大國博弈的宏觀敘事帶來的思維慣性。

“失去的三十年”痛楚難消

秦 兵

1985年在美國壓力下簽署“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濟泡沫越吹越大。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泡沫經濟終告破裂，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隨后三十多年來在低位徘徊，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最近幾年，日本經濟出現好轉跡象，輿論開始討論日本是否已經或正在走出“失去的三十年”。

以2024年為例，日本經濟盡管仍在不少方面存在“停滯”的感覺，但也呈現出一些良性循環的端倪。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0.1%，雖然不高，但實現了連續四年的正增長。與此同時，2024年日本出口增長6.2%，連續兩年突破100萬億日元，創下197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其中，半導體等制造設備和汽車零部件是推動日本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不過，日本對外貿易“逆勢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通過設置技術壁壘，同時借助日元貶值以及美國關稅政策提供的“窗口期”，未來可持續性堪憂。

伴隨營商環境的改善，日本企業整體呈現經營效益改善態勢。但從具體行業來看，日本制造業景氣度下降，非制造業景氣度上升。比如，日本工礦業產量下降，2024年生產指數降低2.6%，且已經是連續三年下滑，表明日本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但金融行業相對活躍，日本央行2024年初結束負利率，日本股市當年呈現上揚態勢。至今，日本銀行結束負利率政策已滿一周年，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認為日本已經進入通脹區間，不再處于通縮狀態。而在“失去的三十年”期間，通貨緊縮恰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長期困擾因素，徹底擺脫通縮被認為對日本經濟的未來發展走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希望刺激社會消費意愿回升和企業投資規模擴大。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日本家庭消費支出較上一年名義增長2.1%，但扣除價格波動的影響實質跌幅為1.1%，連續兩年下跌。換而言之，日本消費者信心依然疲軟，消費復蘇受到抑制。但日企設備投資增長1.2%，且研發、脫碳相關投資以及數字化、勞動力節約等方面投資有所增加。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經濟確實出現改善跡象，但未來走向還面臨諸多負面因素制約。在日本國內，少子老齡化加劇、勞動力人口減少、消費市場飽和等是束縛日本經濟發展后勁的重要因素。而且，日本還面臨著巨額財政赤字的困擾，導致今后經濟發展存在許多不確定性。短時間內，經濟發展不均衡也是阻礙日本經濟增長的一大問題，比如一些大企業經營利潤增加、不少小企業卻舉步維艱，地方城市與大都市圈的景氣度差距拉大等。

在國際上，美國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給世界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對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構成重大威脅。美國政府推出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對日本的關稅稅率為24%，日本首相石破茂稱之為一場“國家危機”，表示日本政府將盡最大努力減輕相關負面影響。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揮舞關稅大棒致使全球經濟前景黯淡，也將間接導致外需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拖累因素。與此同時，隨著地緣政治關系更趨復雜化，如何確保獲得穩定的資源、能源供應以維持經濟正常運轉，是日本經濟安全的核心議題。另外，俄烏沖突的演進以及東北亞安全形勢變化等，也都隨時可能波及日本經濟。

綜上所述，以去年年初結束負利率為標志，日本正在努力撫平“失去的三十年”帶來的痛楚。但它面臨少子老齡化、財政赤字擴大等內部掣肘，面臨保護主義、地緣政治波動等外部風險。只有有效化解這些內外不利因素，引導經濟步入物價上漲、內需擴大的良性循環，特別是確保通脹率長期維持在2%的水準，日本經濟才有可能擺脫延續至今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魔咒，開啟新的經濟增長周期。

關稅訛詐只是美國霸凌第一步棋

于海龍

已在進行中的日美關稅談判備受國際輿論關注。面對美國的關稅霸凌，日本政府將其稱為一場“國家危機”，一邊通過對美積極溝通獲得優先談判權，一邊作出“不會妥協”的強硬表態。

作為世界重要經濟體之一的日本，之所以獲得對美關稅優先談判權，絕非因為美國在外交層面“格外重視”日本，而更多是美國欲借兩國綜合國力、聯盟地位以及安全保障需求等方面的不對稱性，將日本作為“軟柿子”強行施壓，以達到有利于美方訴求的“樣板”條款，撬動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稅談判。

日本政府在應對美國所謂“對等關稅”等問題上何去何從，將對日本經濟景氣狀況、政權穩定性以及民眾生活水平等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日美關稅問題既包括美國對日加征關稅，也包括日本被要求為進口更多美國產品“開綠燈”，這將嚴重壓縮日本企業的利潤空間、做空日本國內產業、擾亂日本經濟結構，給日本本土企業的生存與整體經濟的復蘇帶來挑戰。根據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分析，如果美國針對日本的“對等關稅”落地，日本GDP將下降0.59%，這對正在努力走出停滯和實現復蘇的日本經濟來說，下行壓力無疑會進一步增大，日本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將受到嚴重影響。從日本戰后情況來看，經濟景氣狀況是影響政權穩定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政府在關稅問題上對美作出重大妥協，不僅將會遭受在野黨、經濟界、媒體界的強烈抨擊，還將引發作為執政黨自民黨票倉重鎮的廣大農民群體的普遍不滿，極易導致自民黨在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敗北和日本政權的更迭，自民黨的執政地位或將岌岌可危。

從二戰結束以來日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歷程來看，每當對兩國經貿狀況不滿時，美國都會利用雙方權力地位的不對等性，迫使日本在匯率、關稅等問題上作出妥協，其本質是以損害日本經濟的方式為美國經濟“改命”，這自然不利于日本自身經濟發展。而且，相關影響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尤其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泡沫經濟急劇擴大之后破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停滯狀態，至今尚未恢復元氣，日本政權更迭隨之更加頻繁。

實際上，自日美同盟建立以來，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實現對美“平權”，獲得更加平等的地位，以擺脫過度對美依存的狀態。但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對美“平權”至今沒能實現根本性突破?，F任首相石破茂在競選期間就曾表示將謀求修訂《日美地位協定》以實現兩國地位的對等。如今，對美“平權”問題再次來到十字路口，兩國交涉的關稅問題正是日本政府是否更具戰略視野、是否堅定致力于推動日美地位更加平等、是否真正從日本國家利益出發制定外交政策的試金石。

日本政府應該看清，加征關稅只是美國對日霸凌的第一步棋。在對美關稅談判中妥協讓步，不僅會破壞日本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導致日本經濟復蘇嚴重受阻，還會助長美國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經濟霸凌行徑，使美國在日元匯率、對美投資、新能源政策、駐日美軍經費等問題上更加咄咄逼人，日本追求對美地位平等的夙愿勢必更難實現。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在當前的關稅問題上絕不能以犧牲自身經濟增長的方式換取美國的短期“友好”和自身暫時的“穩定”，那無異于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要想在爭取對美平等地位上取得進展，日本當下就應該與國際社會站在一起，共同抵制美國的關稅訛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