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發表了一篇題為“與中國較量：要么速勝，要么慘敗”的文章，認為中美若爆發沖突，美國必須追求速戰速決，否則將面臨“災難性后果”。文章作者格里克聲稱，“一場短暫、區域性和有限的戰爭”最符合美國的能力和利益，過度關注“持久戰”只會導致失敗。格里克的觀點只是美國戰略學界在相關問題上多如牛毛的分析中的其中一個。分析中美軍事力量對比，或通過模擬獲得所謂“中美對抗”的結果，一直是美國智庫研究的重點領域，也常成為華盛頓進行戰略決策的重要參考。可以說，美國一些智庫的研究和判斷，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美關系惡化的“間接推手”。

事實上，美國智庫在涉華問題分析方面存在的核心問題，從來都不是數據和推演結果的準確性，或者觀點的代表性和合理性，而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對抗性思維。美國部分智庫長期以“居安思危”為名炮制的各類報告，都暗含著鼓動沖突的危險傾向，對此需從三個維度進行深入剖析：

第一，要警惕以對抗思維看待中美關系的認知局限。批判對抗思維，并非否認中美競爭的客觀存在，而是要全面認識這一思維背后的片面性與高風險性。該思維本質上是一種狹隘的零和邏輯，其缺陷在于：首先，忽視了中美關系的多維復雜性。競爭雖為當前中美關系的現實維度，但絕非全部圖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曾指出，即使中美經濟出現部分“脫鉤”，雙方仍可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領域保持合作，凸顯了兩國關系的互補性基礎。其次，高估了對抗的必然性與緊迫性。歷史經驗表明，中美關系總是在緊張與緩和的動態平衡中演進，合作潛力從未因競爭而徹底消解。最后，潛藏戰略誤判的風險。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可能導致對雙方實力消長的誤判，進而引發難以控制的沖突風險。

第二，要理解對抗思維背后美國部分人士“不自信心態”生成的邏輯。美國當前的自信危機源于多重挑戰：在經濟層面，中國的快速崛起對美國全球經濟霸權構成沖擊。他們因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取得的突破性進展等，而加劇了自己的戰略焦慮。在軍事層面，他們因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穩步推進而改變安全認知，傳統軍事優勢的相對弱化促使其產生應激性反應。在內政層面，政治極化、經濟不平等與社會信任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內部凝聚力。關稅戰等強硬政策本質上是美國國內治理困境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這種保護主義傾向和對盟友體系的疏離，不僅損害了美國的軟實力，還暴露了其面對自身相對衰落的焦慮心態。這種由相對實力下降、國內治理挑戰和對中國崛起的不正常焦慮共同催生的不自信，既是對抗思維的驅動力，但也可能為中美關系提供了反思契機。與鼎盛時期相比，處于調整期的美國更需通過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

第三，要認清中美關系發展的未來趨勢。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科技飛速發展，各國交流程度加深，世界各國的聯系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和平共處已經不只是基于兩國利益的選擇，而是維護人類共同利益、世界共同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經濟上的深度融合將繼續構成雙邊合作基石。中美互為重要貿易伙伴，雙邊經濟動蕩將對全球供應鏈造成系統性沖擊，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穩定需要合作來維系。歷史教訓表明，大國對抗往往導致災難性后果，二戰后大國通過非直接沖突方式處理分歧，已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流做法。在核威懾與全球產業鏈高度融合的今天，中美合作更是能夠成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的壓艙石。

簡而言之，美國智庫的所謂“持久戰能力不足論”，折射出的是用對抗思維認識中美關系的認知偏差與戰略短視。美國智庫需要明白，零和博弈的陳舊邏輯不適用于當今的中美關系，兩國的經濟互補性，以及在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等領域合作的必然性，才應當成為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基礎。美國一些人的“自信危機”不應成為沖突的借口，而應轉化為推動國際合作的動力。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唯有通過理性對話管控競爭、以務實合作擴大共識，才能真正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大國責任。這不是選擇性的政策偏好，而是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現實的歷史需要。（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