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自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并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以來，對標對表，深耕發展這一重大命題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年至2023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8.9%，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的平均增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24.8%，居世界第一位；經濟發展能級從1978年不到1500億美元躍升至2024年接近19萬億美元；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1.7%上升至2023年的17%左右。另外，中國現已成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以及83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可以說，在一個個重大發展目標和關鍵任務達成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科技以及綜合實力等方面都不斷得到提升。

為什么中國能夠取得這樣的發展成就？在當下美國不斷加大對華遏壓的情況下，為什么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保持超乎尋常的韌性？對于這些問題，國際輿論多有關注并試圖從不同角度做出解答。最近，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理查德·沃爾夫通過對比中美經濟制度，強調背后根源之一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性和優越性，即“獨特的制度優勢”。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進程是在沒有現成參照系的情況下進行的，其間的許多成功探索，不僅部分改變了現代經濟學的一般結論，還逐漸成為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在內全球經濟學人的研究主題和關注焦點。例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主要任務的經濟體制改革某種意義上印證了漸進式改革的可行性與合理性，提煉出了經濟轉軌和制度變遷過程中產權改革的重要邏輯，即在一個有效政府的引導下，國企不僅能夠適應市場化，還能在市場競爭中構筑新優勢。另外，盡管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但中國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的成功實踐證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相互結合并釋放出巨大效能。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既沒拒絕市場經濟理論，也沒被西方關于經濟轉型的一些理論所左右，而是獨立探索出自己的經濟轉型與發展之路。

近些年來，在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復雜多變、新興經濟體發展受到一定擠壓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圍繞科技與產業主導權的競爭加劇，一些底層關鍵技術已經成為一國能否掌握發展主動權的關鍵核心指標。面對發展要素的變遷，中國近年來與發展相關的一系列重要跨越都是立足長遠進行戰略規劃并予以高水平推進，每一階段重要目標的實現都建立在克服發展短板、把準21世紀全球發展脈搏的基礎之上。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沃爾夫所言，中國之所以能在關鍵領域快速取得突破，例如高鐵、芯片、新能源、疫苗研發、綠色能源等等，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始終圍繞國家整體戰略展開，政府保留了關鍵領域的主導權。在此過程中，中國的體制機制表現出更高的組織效率與協調能力。

在此過程中形成的新型舉國體制，就是中國基于戰略設計和目標引領，將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并迸發出強大資源整合力與市場主體創新力的體制機制創新。在經濟高質量發展尤其是科技創新領域，中國獨特的制度優勢體現在促進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協同融合發展，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近年來正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與商業模式的改造，通過加大對前瞻性技術的研發投入與產業化應用，持續擴大開放，廣泛激活市場主體的營商與創新稟賦，逐漸形成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來推動經濟科技高質量發展的良性格局。

一般認為，中國目前正處于發展經濟學視野中的第三階段，即在一些知識和技術領域仍需向發達國家學習和汲取經驗，但同時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創新的關鍵階段。即便在當前階段，中國在諸多領域的發展也已遠遠超出西方一些人的預期，特別是隱含性知識學習方面的稟賦結合人工智能時代創新范式的變革以及超大規模應用場景優勢，加上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日益精準對接，使中國快速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正在成為世界創新體系的重要一極，并開始引領全球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

理查德·沃爾夫提到，中國的成功不僅是“運氣”，更是制度設計下的必然結果。中國沒有簡單照搬別國發展模式，而是在實踐中找到一種“實用主義+國家能力”的現代化路徑。接下來，我們在更好統籌高水平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過程中，還需進一步發揮獨特的制度優勢，推動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以及前沿科技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尤其要在基礎研究領域和原始創新能力方面實現根本性突破，并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生物技術、綠色能源等關乎21世紀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和自主可控，進而迸發出支撐國民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新動能。（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