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部分政客和機構基于戰略競爭思維，將中國正常的遠洋漁業活動政治化、污名化，持續編織“中國遠洋漁業威脅論”，企圖在國際輿論場塑造中國“不負責任”的負面形象。這種罔顧事實、充滿偏見的指責，已經成為美方利用涉海涉漁議題打壓中國發展、維護自身海洋霸權話語體系的慣用伎倆。

近日，美國參議院再次上演了類似的一幕——一場圍繞所謂“非法捕魚及其對美國的安全威脅”的聽證會，不出意外地淪為美方某些人士翻炒陳詞濫調、集中抹黑中國遠洋漁業的舞臺。在聽證會上，“非法捕撈”“環境破壞”“跨國犯罪”等標簽被肆意貼向中國，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提供的證詞更是不遺余力地將中國遠洋漁業船隊描繪成“戰略和安全威脅”，將中國遠洋漁業活動和對全球漁業治理的積極參與納入其預設的“大國對抗”敘事框架。這種將科學和經濟議題與地緣政治強行捆綁、肆意炒作“中國威脅”的做法，不僅歪曲中國為漁業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海洋治理作出的努力，更暴露了其借漁業與環保之名行遏制打壓中國之實的深層意圖。

從內容來看，這場聽證會上相關證詞的核心論調圍繞一條精心編織的邏輯鏈條展開。首先，將中國遠洋船隊描述為“非法、未報告和無管制捕撈”的主要實施者，刻意強調其活動與跨國犯罪存在“必然聯系”，暗示中國漁船普遍存在違法行為，強行貼上“系統性違法”與“安全威脅源”的標簽。顯而易見，證詞試圖構建所謂“中國遠洋漁業活動滋生跨國犯罪”的指控，但證詞中援引的卻是與中國沒有絲毫關系的其他國家的個案。

其次，污蔑中國遠洋漁業活動對太平洋島國等經濟體造成“毀滅性打擊”。在找不到任何事實證據的情況下，聽證會證詞妄稱中國遠洋捕魚活動“擠壓他國生存空間、導致他國收入銳減、加劇島國糧食危機”。

第三，無端指責中國遠洋捕魚是“破壞國際規則”，稱中國“利用國際規則漏洞”在監管薄弱的區域進行大規模、未報告的非法轉運，刻意將中國描繪成“資源掠奪者”與“不穩定制造者”。

第四，暗示中國遠洋漁船可能為中國在涉海“灰色地帶斗爭”方面提供身份掩護、情報支持或后勤保障，將漁業活動與所謂軍事安全和地區安全問題掛鉤，強調美國將繼續通過海事安全合作幫助其他國家識別所謂“不良行為者”。在聽證會尾聲，上述種種不實指控和虛假信息合流并呼應了美國近年來涉華涉海敘事的主要論調：“中國利用漁業活動實現地緣政治擴張”。

對中國遠洋漁業活動進行毫無依據的攻擊抹黑，是美方在戰略焦慮驅動下又一次罔顧事實的政治和輿論操弄。中國在遠洋漁業領域的長期實踐，展現的是一個負責任大國對國際義務的恪守、對可持續發展的追求以及對人類共同福祉的擔當。

例如，中國對遠洋漁船實施全球最嚴格的船位監測管控措施。中國自2006年開始運行遠洋漁船船位監測系統。經過近20年的發展建設，所有中國遠洋漁船的日常活動范圍和位置均在主管部門的監控之下，船位報送頻率每小時一次，這一頻率高于國際行業標準。自2021年起，中國進一步實行遠洋漁船船位監測統計日報制度，所有遠洋漁船24小時內的船位活動情況均在監測范圍內。

在有效實施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有關公海轉載措施的基礎上，中國于2020年開始全面實施遠洋漁業公海轉載自主監管，建立遠洋漁業海上轉載管理平臺，將所有遠洋漁業運輸船納入平臺監控，落實所有公海轉載活動提前申報和事后報告程序，這一舉措極大提升了公海作業的透明度。事實上，只要美方稍稍做些功課，證詞里都不會出現“中國利用母船規避監管”這種低級而虛假的指控。

再如，中國實施公海自主休漁等舉措強化漁業資源養護。中國一貫主張在科學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合理養護和長期可持續利用，支持相關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制定捕撈策略、科學管理漁業資源、控制總捕撈能力，同時也嚴格遵守區域漁業管理組織通過的捕撈限額制度和資源恢復計劃。另外，從2020年起，中國對以魷魚為主捕對象的部分公海漁業實施自主休漁。根據資源監測數據，西南大西洋和東南太平洋相關魷魚種類的相對資源豐度等指標有所改善。2022年起，中國將印度洋北部公海納入自主休漁范圍，中國籍魷釣漁船、燈光圍網漁船在休漁期間停止捕撈作業。目前，中國遠洋漁業參與作業的尚無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管轄的公海海域（或魚種），均已納入自主休漁范圍。

中國遠洋漁業自1985年起步以來已走過了40年的發展之路。這條路是以嚴格自律履行國際義務、以科技進步完善監管治理、以開放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負責任之路。翔實的監管數據、嚴格的執法案例、務實的合作項目等國家實踐，共同構筑了無可辯駁的事實真相。在遠洋漁業問題上，國際社會需要的是基于事實的理性判斷和合作努力，而不是美國不斷釋放的被地緣政治私利扭曲的邪說歪理。（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