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秦皇島一家醫院在“不愛上學門診”外，增設了“不愛上班門診”，引發熱議。門診負責人表示，“厭學”和“厭班”，除少數情況下可能存在器質性疾病，多數情況下是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門診的工作重點還是通過專業幫助，解決人們的職業倦怠感。

“厭班”門診看似小眾，實則精準戳中了當代人的集體痛點。為何物質條件不斷改善，職場人的心理狀態卻愈發脆弱？

比較起來，“厭班”更像一種通俗表達，相比職業倦怠有更寬泛、靈活的外延。這種情緒未必持久，有時只是對當下工作壓力的即時反應；而職業倦怠則是一種臨床意義上的亞健康狀態。比如，有人只是在周一早上不想上班，產生短暫的厭煩情緒，到周五就會好轉，這就屬于“厭班”；而當這種情緒持續較長時間且伴隨其他癥狀時，可能就會發展為職業倦怠。簡單來說，所有倦怠者都“厭班”，但并非所有“厭班”者都已達到了倦怠水平。

當代人的職場情緒問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一方面，物質條件的改善，讓一些人對工作的期待從“謀生”轉變為“實現價值”。過去人們常認為“有份穩定工作就該知足”，而年輕一代更在意“工作是否有趣”“是否感受到尊重”。一旦工作無法滿足成就感、歸屬感等精神需求，便會帶來抵觸情緒。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上“躺平”“摸魚”等標簽化表達，雖能暫時緩解焦慮，卻也在無形中放大了職場負面情緒的傳染性，導致個體的情緒困擾可能被群體化的消極氛圍裹挾、加深，“原來大家都一樣”，進而失去主動調整、改變的動力。

具體而言，職場情緒問題的成因可從三個維度拆解。個人層面，職場人容易陷入“非此即彼”，對工作成果或回報的期待過高。當缺乏支持與認可時，會處于“努力—挫敗—更努力—更挫敗”的惡性循環中。同時，職場人也普遍缺乏能坦誠傾訴的對象，工作中的委屈、壓力只能獨自消化，成為“情緒孤島”。

組織層面的問題則更為隱蔽。某招聘網站對5000名職場精英的調研結果顯示，職場精英們最討厭的事情就是部門間配合或同事間溝通內耗嚴重。當企業內部缺乏良性競爭機制時，會導致職場人不僅要應對外部工作壓力，還要耗費精力處理復雜人際關系，這種“內耗”比工作本身更易催生疲憊與厭惡感。

社會層面的結構性矛盾同樣不容忽視。不同行業的倦怠率呈明顯分化：IT 行業因技術迭代快、競爭激烈，從業者常年處于焦慮中；教育行業受政策波動、家長期待等影響，教師的心理壓力持續攀升；金融行業則因“績效至上”，讓從業者時刻緊繃神經。此外，社會對職場情緒問題的認知也存在偏見。抱怨“工作累”的成年人可能被貼上“矯情”“抗壓能力差”的標簽，這種“病恥感”導致了許多人寧愿硬扛，也不愿尋求專業幫助。

要破解職場情緒困局，需要個人、組織與社會共同發力。對個人而言，首先要學會“情緒自查”，日常則可通過“478呼吸法”（吸氣4秒、屏息7秒、呼氣8秒）快速平復情緒，或每天花10分鐘梳理工作中的煩惱等。此外，實驗顯示，每周進行150分鐘的中等強度運動，也能有效提升多巴胺水平，為心理“充電”。對組織而言，企業應建立“心理體檢”制度，及時進行職工心理健康評估，同時重構職場文化與考核機制，為職工提供安全的傾訴氛圍。社會層面的支持，則需要制度性突破。如推動心理咨詢納入醫保，降低求助成本；將“職業心理健康”納入《職業病防治法》，明確企業的保障責任；平臺注意限制“躺平”“摸魚”等標簽化敘事，營造包容的輿論環境。

職場情緒問題并不是“個人矯情”，而是時代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公共議題。只有讓“厭班門診”成為常態化服務的一環，讓每個人都能在工作中找到價值與尊嚴，社會才能真正告別“厭班”的困擾，讓職場回歸應有的溫度。（作者是西南大學心理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