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5日舉行的日本“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上，石破茂作為日本首相時隔13年直接表明“反省”，引發外界廣泛關注。但與此同時，“8·15”講話的背后是各種勢力的激烈交鋒，反映出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整體性倒退。

作為穩健保守派的“政策通”，石破茂的歷史認知向來被認為較前首相安倍晉三等保守派政治人物更具反思性。盡管迫于國內多方壓力，石破茂未能延續逢十發表正式“首相談話”的慣例，但依然試圖通過在官方追悼儀式上的致辭展現其個人特色，對外傳遞出一種精心構建的“平衡”歷史觀。

首先，石破茂直接提及“反省”表現出一定的積極歷史認知。與安倍晉三在70周年談話中將“侵略”“殖民統治”“道歉”等關鍵詞“過去式化”的間接表述方式不同，石破茂選擇了相對直接的表達方式。他明確表示“必須將戰爭的反省和教訓銘刻于心”“不能再走錯誤道路”。這是日本首相時隔13年在戰敗日致辭中直接提及“反省”，雖然沒有像1995年“村山談話”那樣直接使用“由衷道歉”這一明確措辭，但至少在形式上回歸了日本政府通過“村山談話”確立的基調，可被視為一種旨在安撫亞洲鄰國感情的表態。

其次，石破茂回避“加害責任”，延續了日本主流二戰史觀的消極本質。石破茂在表達反省之意后，迅速將重點轉移到日本戰后的和平發展和對未來的承諾上，強調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戰后歷程以及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這是日本歷屆內閣回避歷史責任的慣用敘事手法，一是以“現在的和平貢獻者”形象掩飾“過去的戰爭加害者”身份，二是通過對未來和平的抽象承諾回避對過去戰爭責任的深入追究，試圖在道義上爭取國內外的理解與支持。

圍繞石破茂是否發表80周年談話，日本政壇經歷了一場激烈“暗戰”。石破茂既希望修復與鄰國的關系，又忌憚國內右翼保守勢力反彈，因而試圖在抗衡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與回應亞洲鄰國壓力之間找到一個妥協點。作為折中產物，石破茂的表態實則延續了日本戰后在歷史問題上的一貫首鼠兩端策略，將反省抽象化，淡化加害責任，把歷史教訓簡化為一種模糊的道德口號。

在歷史問題上，日本政府以1995年“村山談話”、2005年“小泉談話”和2015年“安倍談話”為基本立場，作出過不同程度的反省和道歉，但總體立場呈現逐漸倒退之勢。“村山談話”首次承認日本對亞洲的殖民統治與侵略行為，并表示“深刻反省”和“衷心道歉”。但此后歷屆政府逐漸淡化這一立場，近年來僅籠統聲稱“戰后歷屆內閣立場沒有變化”。在對二戰的稱謂表述上，日本國內一直沿用“那場戰爭”“太平洋戰爭”“日中戰爭”等中性表述，刻意淡化侵略本質和戰敗結果。

日本的修正主義二戰史觀還體現在東京審判、靖國神社、“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諸多具體問題上。隨著日本政治右傾保守化不斷發展，堅持護憲立場、主張對亞洲國家誠懇道歉的左翼勢力式微，右翼勢力則加快歷史重構，宣揚“村山談話”和就“慰安婦”問題道歉的“河野談話”為“自虐史觀”，妄稱東京審判是“勝者對敗者的不公正審判”，大肆渲染日本作為“戰爭受害者”的犧牲和悲情，甚至宣揚“殖民有功論”。右翼團體通過網絡造勢、出版書籍、舉辦講座、游說政客等方式，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這種持續美化、篡改歷史的修正主義動向，導致整個日本社會輿論和民眾歷史認知十分模糊。

在修正主義二戰史觀的潛移默化影響之下，日本年輕一代普遍不了解歷史。日本國內的主流二戰敘事刻意忽視日本對亞洲鄰國的侵略殖民罪行，并長期偏重于強調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濃重的“受害者”意識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日本作為“加害者”的集體責任。同時，日本右翼勢力極力煽動“道歉疲勞癥”，宣稱日本政府戰后多次道歉并未換來中韓等國的“諒解”，提出“不能讓子孫后代永遠背負謝罪宿命”等論調。這背后是日本在“戰敗國”身份標簽和“正常國家”訴求間的搖擺，以及戰后長期未能建立起一個清晰且被鄰國接受的國家身份的深層焦慮。

日本在歷史認知上矛盾糾結的心態，是政治機會主義、社會記憶斷裂和國家身份焦慮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戰敗80周年的“8·15”已經過去，石破茂政府仍有機會在9月2日正式簽署投降書紀念日表明態度。只有當加害國的誠意能夠被受害者所接受時，歷史和解才能成為可能。日本要想作為一個負責任國家真正屹立于世界，就必須拿出超越短期政治算計的勇氣和智慧，作出更加明確和負責任的表態。這不僅是對亞洲鄰國的交代，更是事關日本國家未來的抉擇。是繼續“負重前行”，還是爭取“卸下包袱”，選擇權在日本自己手上。（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