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美國參與、即所謂“G減1”的世界將會是什么樣的世界？這個問題之所以在國際學術界和輿論界再次引發熱議，是因為今天的美國不斷向著孤立主義回擺，越來越顯現出從“世界的美國”退回“美洲的美國”甚至“美國的美國”趨勢。當前美國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原則和政策，注意力更多轉移至美國自身以及直接利益相關領域，對于諸多世界事務選擇撤離，包括從一些國際組織退出，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行為上都表現出減少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傾向。當美國選擇戰略收縮、不愿再為國際事務承擔責任和義務時，一個過去意義上的全球化時代正在經歷巨大變化，經濟全球化面臨的政治限度顯露無遺。

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無疑正在發生深刻演變：“G1”，即由一個國家來對全球“發號施令”的時代已成歷史；以往常被談論的“G2”即“中美共治”，隨著美國不斷加大對華遏壓導致兩國關系緊張，越來越少被人提起；還有人認為世界已經進入“G0”局面，即全球陷入領導力真空的高度不確定和不穩定狀態；也有人提出當今世界是“G3”格局，即美國、歐洲、中國或美國、俄羅斯、中國“三足鼎立”。一個只有混亂不斷加劇卻無有效秩序建構的世界業已到來？答案或許并非如此悲觀。

全球治理范式將經歷嬗變

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化蓬勃發展，很多人說“全球善治”正在到來，“全球治理”成為熱門詞匯，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對于這一話題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以“全球治理”為關鍵詞命名的研究機構大量涌現。全球治理是隨全球化而來，對應的是全球因貿易、人員、信息等要素流動而被編織成一個高度關聯的網絡，它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可能，主要是因為兩個方面：一是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性問題顯性化，迫切需要提供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二是在全球層面形成了共同面對全球性問題、推進普遍福祉的意愿與行動。

無論全球治理還是全球化，共同前提都是存在一套得到世界主要大國力挺、具有全球接受度和權威性的國際制度、機制與規則體系。不考慮規則體系來談全球化、全球治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全球化并非簡單指向人類內部的自然聯結，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也不完全是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平等協商的結果，而是既定國際制度、機制和規則呼應不同國家和地區交流交往需求的產物。全球化的前提是戰后以來人類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國際治理，它的展開使國際治理進一步躍升為全球治理，并帶來國際制度的調整優化。這里的國際治理是指“國家之間”的治理，多數時候存在于局部層面，且以主要具有局部范圍影響力的規則體系作為制度支撐，這是從二戰結束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常態。與之不同的是，全球治理是強調各個國家、地區或其他行為體“為了全球”而采取一致性行動的治理，是以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制度和規則體系為前提，以此凝聚全球共識、實施全球行動。

如今，美國不再積極參與其中，意味著以往人們所熟悉的那種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與之對應的那套全球治理范式也將發生改變。美國是諸多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的關鍵建立者，這是當前這套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因素。當美國選擇“退群”，不再支持它自己參與建立和長期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時，全球協調將會變得更加艱難，以往為人熟知的全球治理范式也將展現新的樣貌，呈現新的特征。

從無意識關聯邁向主動性建構

美國不再愿意承擔全球責任，引來世界陷入無序狀態的擔憂。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被認為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主導性角色，當美國放棄這一角色并對其他國家施以經貿脅迫時，國際社會的無序化隱憂有所加劇。但同時，全球范圍內維護和促進國際秩序的意愿與行動也在明顯增強，隨著美國“后撤”，一個“G減1”（沒有美國參與）的世界也將逐漸顯現輪廓，一種新的全球化進程或許也已進入準備階段。

早在十幾年前，筆者觀察全球經濟貿易關系變化時就注意到，如今正在群體性崛起的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彼時已在貿易、投資等領域形成一個帶有全球性特征的體系，當時所缺的乃是一個有著高度自主性的全球性金融貨幣體系作為支撐。若能做到這點，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將會得到更快、更好的糾正。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結更趨緊密，但那個時期主要還是資本全球性運動等無意識推動的結果。十幾年前，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組織、國際制度中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明顯增強，這既體現在相關國家在既有或新建的國際組織中地位不斷提升，也體現在由其主動倡導和推動創建一些新的國際組織，建構新的國際制度和規則。二十國集團（G20）、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機制等都是這方面的體現，這與以往的國際治理大多依賴西方主導建構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并服從于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大為不同。

近些年來，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主動展開的“生產自救”愈發令人矚目，相關成果和機制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美國“退群”以及其他不負責任行為給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帶來的破壞。這種努力在世界范圍內贏得積極反響，為各國的發展和安全創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希望。

比如，金磚國家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不斷擴容，吸引越來越多國家的目光。其中，金磚國家對于新的國際貨幣和金融機制的討論，是因應美元霸權日衰、“去美元化”漸成潮流而對國際貨幣金融秩序準備新的潛在性安排。再如，東盟、中國和海合會不久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三方峰會，讓人想象一種橫跨亞洲不同區域的協調機制正在產生，為作為整體的亞洲經濟和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前景選擇。二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國家主導的政治敘事中，只有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發展才有可能，安全才有保障。但金磚國家不斷擴容并產生巨大磁吸力等現實，破解了“月亮獨在西方”的神話，彰顯全球南方國家正成為國際治理的新能動方和國際秩序的新創造者。

“去中心化”的共同發展與安全

很大程度上，一個正在浮現的“G減1”的世界，又將世界秩序推回到了戰后秩序構建的時刻。在晚近流行的國際關系史教科書中，“戰后國際秩序”通常是由當時的戰勝國尤其是美國、蘇聯和英國主導建立的，甚至有說法是“美國創建的”。的確，大國在戰后秩序構建中發揮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不過，今天的全球南方國家、當時所稱的欠發達國家，雖然彼時很多還處在被殖民狀態，其實同樣參與了戰后秩序的構建。這體現在1945年，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這些國家中有不少是后來所說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它們與發達國家共同商定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也體現在1944年7月，44國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參加關于戰后貨幣金融安排的會議，拉美國家和中國、印度等非西方國家占了參會國家的大多數，它們的主要訴求是通過國際發展合作推動“欠發達”國家發展，這是布雷頓森林談判備受關注的議題之一，并且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重要內容。只是后來由于冷戰來臨和美國對于權力優勢的追求，全球南北方間通過發展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的愿景逐漸被擱置和“遺忘”了。

換句話說，至少自二戰時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一直都是國際重大議題的提出者、國際制度制定的參與方，只是參與權重長期以來有所不足。無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兩次亞非會議，還是20世紀70年代構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行動，以及后來推動設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等，廣大全球南方國家都展現了主動性和團結性。南方國家間的有機協調，對于促進國際秩序的公正合理至關重要，它所打破的正是19世紀以來以西方國家為中心、其他國家為邊緣的國際體系的非正義性。

近些年來，全球南方國家倡導建立的一些新興國際組織產生廣泛影響力，進一步使南方國家擺脫以往在國際制度和規則制定上的被動地位，逐步贏得推進共同發展和安全的主動權。如今，隨著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遭遇重大挑戰，廣大南方國家共同提出發展合作設想并展開相關行動，正在為一種去中心化的共同發展與安全開辟出新道路。作為國際治理的關鍵力量，全球南方國家這種團結協作，為日益滑向無序的世界提供了一顆寶貴的定心丸。（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