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女人的新生活

    她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守寡生活。

    安不再戴訂婚和結婚的戒指，“只是慢慢地在痛苦中接受這種不能接受的現(xiàn)實。”她說。

    朱莉亞還戴著她的婚禮墜子，并且“把丈夫的結婚戒指戴在自己的右手上”。

    安說：“我的手機里還存有丈夫的聲音，這種做法讓一些人喜歡，因為他們喜歡打電話的時候能聽到他的聲音。但也有一些人不喜歡。”

    朱莉亞在電話留言機保存著丈夫的聲音，但在2003年紐約的一次停電之后消失了。“湯米是這樣說的：‘別把我的聲音弄出來嚇人。’”朱莉亞說。

    熱巴茜參加了一個寫作班，她認為“這也許會是劑良藥”。不管是什么作業(yè)，她筆下的內容都只和丈夫有關，直到老師跟她說應該寫點別的。“于是我寫了我去世的父親，”熱巴茜說，“然后拿給她看！”

    她們每個人在“9·11”后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朱莉亞把它稱之為“能找到和丈夫談話時音容笑貌的感覺的辦法”。1年后，朋友們建議她們應該寫本書。

    但這件事直到2003年9月大家慶祝熱巴茜新男友的生日時才被重新提起。這時，她們遇到了一位作家，并通過他認識了一個出版代理商，正如朱莉安所說的那樣：“整件事情從那時候起就像滾雪球一樣。”

    她們的出版代理商幫她們找了一位職業(yè)作家伊芙·查爾斯，她的工作就是收集每一位寡婦的故事，將它們作為書中的素材。在大約1年的時間里，她們每周一晚和查爾斯見面，到周中就要“交作業(yè)”：內容是關于“9·11”、關于和丈夫的相會，還有每個人的夢想。查爾斯會在下個周一將修改過的稿件拿出來，給她們再讀一遍，并問她們一些問題，好讓她們回憶起更多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哭起來而中斷朗讀，伊芙這時候就會安慰我們不要想太多，”朱莉亞說，“這其實是我們一種釋放憂傷的辦法，寫作就是我們的一種發(fā)泄。”

    這本書最后以熱巴茜在2004年的婚禮收尾，她的新丈夫名叫約翰·多諾萬。

    朱莉亞說：“我第一次強迫自己相信，寡婦也能再愛，而她的新丈夫還能接受她的失落，并因此更愛她。”她現(xiàn)在也訂了婚，還準備領養(yǎng)一位小姑娘。

    安也辭職又結婚了，帕特里西亞也辭了職，夏天去了意大利度假，秋天回來就參加了意大利語班和《圣經》班，也“很快要制定出今后的計劃了”。

    再一次淚流滿面

    本周，“寡婦俱樂部”也將在世貿中心原址舉行她們的“9·11”五周年紀念。“我的傷感會洶涌而來，”朱莉亞說，“但我實在想不出那個早晨我還能在哪，還能和其他什么人在一起。”

    帕特里西亞補充說：“今年我感覺更堅強了。每年都有新想法，在傷心中逐漸找到自己的生活。他們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天堂注視著我們，都在給我們講無價的課。這個禮物可不是白收的。如果可以，那3000人會選擇活著。傷感不可避免地要來，眼淚也止不住會流，但這是愛的代價。”

    在曼哈頓的牛排餐廳里，寡婦們有幸見到一名從伊拉克回來的士兵———戴夫·安德森，一個即將從軍隊退役的紐約人，5年前，他從世貿中心的廢墟中僥幸逃生，后來前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戰(zhàn)場服役。他說他之前從未見過這些“9·11”遺孀，但他向她們表示了感謝：“你們是我做這一切的原因。”

    “寡婦俱樂部”的所有人再次淚流滿面。（黃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