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美俄開啟系列雙邊互動，西方輿論場中有關華盛頓再次試圖撬動中美俄“大三角”格局的猜測又起。但在當今世界大國關系的新現實面前，這種思維顯然已經不合時宜。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朱鋒：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楊雷：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趙?。荷虾H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

為什么說“大三角”邏輯已然陳舊

朱鋒

在西方戰略學界一些人的固有認知中，國際關系通常被理解為國家之間圍繞權力、地位、財富等永無休止的競爭和博弈。在特定的權力分配結構下，為了制造和形成較為穩定的大國力量相互制衡關系，“戰略大三角”被視為一定時期內國家間力量分化組合的常見方式。比如，冷戰時期形成的中美蘇“大三角”就經常被人提及，在當時世界兩大陣營相互平行和尖銳對立的背景下，美蘇作為各自陣營的領導者都試圖借助關鍵第三方的力量以獲得戰略優勢。

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不斷深化，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加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發展引發新的產業變革，貧困問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超國家挑戰不斷累積，世界的和平、穩定與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需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就越來越需要各國之間開放包容、文明互鑒和合作共贏。在此背景下，“戰略大三角”這種主要存在于西方認知模式中的國家間力量組合方式，因為過度局限于特定大國之間相互制衡的權力結構設想，已經背離當今世界大國關系現實，更無法推動各國合作應對全球性的新問題、新挑戰。

例如，加速節能減排以實現綠色發展，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實質性威脅的共同義務和責任。推進全球綠色能源轉型，需要各國基于自身現實國情積極參與其中，擴大清潔能源技術的普及，下大力氣推廣電動汽車等，堅持以“綠色革命”改變和引領人類生活和發展方向。在這些明顯需要各國摒棄地緣政治博弈思維、開展平等互利合作的議題上，主要聚焦大國競爭的“大三角”陳舊邏輯顯然難以發揮正向促進作用，難以推動大國以合作姿態履行應盡責任。因此，當今世界越來越離不開主要國家和地區超越以地緣政治影響力為中心的傳統競爭范式，越來越需要將真正有利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相關國際規則與價值，深入而廣泛地實施到全球治理當中。

世界多極化的深入發展呼喚主要國家超越“大三角”這樣的傳統競爭態勢。在特定的國際關系分配結構中，不同國家按照自身優勢和所能發揮的作用，依然可能分成主導國家、主要大國、區域大國、中等國家、中小國家等不同定位。但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本質，是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超越利益主導、形成議題主導的角色模式或結構。尤其是在21世紀的今天，平等合作、互利共贏以實現共同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多極化時代的主題，簡單從地緣政治博弈角度定義國家之間尤其大國之間關系，不再符合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新現實。

正因如此，類似“大三角”這樣的思維模式正在失去對當今國際格局的解釋力。對于中美關系，中方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即愿意本著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原則，同美方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自關切，同時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對于中俄關系，中方強調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以中俄關系的穩定性和堅韌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共同促進兩國發展振興，維護國際公平正義。西方戰略界一些人固守傳統地緣政治博弈思維，繼續根據不合時宜的邏輯解讀中美俄關系，顯得過于狹隘了。

美國“如意算盤”難撥響

楊雷

美俄元首通話并可能“很快”會晤，兩國代表團在沙特舉行會談，美俄關系新動向又撥動了西方戰略界和輿論界一些人的地緣政治神經，他們開始猜測美國接下來將如何處理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

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新政府可能會改變前任拜登政府在歐洲、亞太和中東“三線作戰”的做法，轉而加快從中東抽身，同時再次搞“聯俄制華”的操作。這種觀點的依據是美國根本無力“兼顧多個戰區”，在焦慮感和緊迫感加劇的情況下傾向于以最小成本收獲最大效果。為此，美方會以通過推動俄烏沖突談判放緩對俄打壓，促使歐洲承擔更大責任，同時加大離間中俄力度。

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國“雙重遏制”的政策21世紀初就已基本成型，不過至今難以取得華盛頓預期的效果。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美俄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上妥協空間有限；中俄雙多邊領域合作不僅互惠互利，還吸引更多全球南方國家加入其中。這些都讓美國通過操弄中美俄“戰略大三角”獲取戰略優勢的如意算盤更難實現。

首先，美國即便想緩和對俄關系，短時間內也缺乏實質性的調整或騰挪空間。當下，美國試圖將推動烏克蘭問題談判作為恢復對俄接觸的一個切入點，但在初始階段將烏克蘭和歐洲排除在外，立即引發后者的強烈不滿和反彈。這種現實表明，美國在未來調整對俄關系的過程中不得不兼顧更多因素，其中涉及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偏好、北約地緣政治擴張、美國盟友體系的維系等諸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是否會在各種因素裹挾下再次退回對俄強硬的老路？西方戰略界已經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其次，中俄關系成熟穩定，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格局，經受住國際風云變幻考驗，凸顯出穩定、堅韌的特質。70多年來，中俄關系走過不平凡的發展歷程。雙邊關系定位不斷提升，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這一歷史最高水平。在歷史和現實的積淀下，中俄始終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不斷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合理有效發揮各自優勢，著眼維護各自國家安全穩定，促進發展振興。兩國關系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性質。雙方強調，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權宜之計，不受一時一事影響，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與此同時，雙方堅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反對任何阻撓兩國關系正常發展，干涉兩國內部事務，限制兩國經濟、技術、國際空間的企圖。

再者，以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為鮮明標志的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美國想通過鼓噪“大國競爭”進而在當今世界多極化的歷史潮流中維持單極霸權，已根本行不通。全球南方為發展而起，因發展而興。作為共同發展的中堅力量，全球南方國家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把發展置于國際經貿議程的中心位置。這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或者說是長期以來不公平不公正的“中心—邊緣”世界體系，以往處于邊緣地位的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普遍希望改善話語權和國際地位，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呼聲和行動越來越堅決。

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金磚機制、二十國集團（G20）等機制積極發聲和參與全球治理。而中俄都是這種新興力量和訴求的代表者和引領者，雙方以中俄關系的穩定性和堅韌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共同促進兩國發展振興，維護國際公平正義，這樣的定位和追求只會不斷鞏固和加強。

多極化中的大國關系新現實

趙隆

近些年來，國際輿論場中隔段時間就會出現關于“戰略大三角”的猜想和討論。但隨著世界多極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這種陳舊分析框架明顯無法解釋當今國際格局的復雜演變。為此，亟需建立一種更加精準和具有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以正確把握當前大國關系的新現實。

首先，“大國決定論”不符合力量格局的新現實。頻繁出現的“大三角”敘事，本質上是冷戰思維范式與等級制國際觀的雙重投射。這種認知體系以“大國決定論”為哲學根基，通過建構基于權力位階的國際秩序想象，試圖將復雜的政治圖景簡化為大國博弈。其謬誤在于既忽視國際關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歷史趨勢，又否認中小國家在體系演進中的主體性價值。實際上，傳統“大國決定論”的認知基礎正被多極化浪潮瓦解，相關數據清晰揭示了這種認知框架的失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購買力平價進行的測算顯示，金磚國家經濟總量已超越七國集團（G7）；擴員后的“大金磚合作”已經形成覆蓋全球40%貿易和幾乎同等比例油氣產能的合作網絡。當占世界經濟總量60%、覆蓋全球人口85%的“全球南方”仍被降維解讀為“大國競爭的背景板”時，這種分析范式無疑已滯后于現實格局。

就在個別國家鼓吹“新鐵幕”和陣營對抗時，申請加入“大金磚合作”的國家不斷增多，已經突破40個，其中不乏傳統認知中的“西方盟伴”。這種多元化政治光譜印證了國際體系演進的關鍵特征：中等強國和區域組織正從“體系追隨者”轉變為“規則共創者”。當這些國家通過區域合作機制獲得議程設置能力、非國家行為體借助數字技術突破傳統權力壟斷時，任何忽視行為體多元性與互動復雜性的認知框架終將淪為空想。

其次，“大國優先論”難以適應全球治理的新現實。當前，個別國家過度強調本國優先、大國優先，雖然外交政策服務于自身國家利益無可厚非，但在全球治理赤字不斷加重的背景下，作為大國只強調自身利益“優先”而避談責任和擔當，在履行國際責任和義務方面搞例外主義和雙重標準，這顯然不符合國際社會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大國優先”的政策導向在實踐中往往演變為“大國唯一”。特別是在涉及經濟利益時，一些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關稅、出口管制和非法制裁措施，甚至推動基于地緣政治考量的供應鏈重組、技術封鎖和產業鏈“脫鉤”，嚴重影響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最終損害了包括自身企業在內的全球市場參與者利益。同樣，類似“小院高墻”的保護主義政策，也顯而易見地帶來負面示范效應。在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革的背景下，唯有超越狹隘的“大國優先”邏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才能為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增添動力。

最后，“大國競爭論”無法匹配復合依存的新現實。自美國2017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大國競爭”確立為戰略主軸以來，二元對立的戰略競爭框架成為美國審視大國關系的唯一選項。然而，全球產業分工深度互嵌和跨國性挑戰的持續涌現，特別是在數字轉型、綠色轉型等議程中的復合依存狀態，使得這種話語建構與現實產生深刻裂痕。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2024年發布的《排放差距報告》，要實現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C以內的目標，全球需要在2030年前減少4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35年前減少57%，這離不開大國間的深度協作。聯合國發布的《未來契約》也明確了國際發展議程、金融架構改革、人工智能治理等多個方向的合作需求。

因此，大國必須超越零和博弈和唯競爭論，在動態平衡中建立“競爭管控—合作協同”的雙軌機制。面對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挑戰，更需要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在共同利益與合理分歧之間找到動態平衡。執著于通過“大三角”框架尋找制衡和杠桿，試圖在人為制造的競爭格局中謀求相對優勢，只會進一步遠離大國關系的新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