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大阪世博會作為日本歷史上首次舉辦的大型國際博覽會，憑借其巨大的經濟效應，成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標志性事件。然而，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日本經濟的低迷，后續兩屆世博會未能再現1970年那樣的景氣。如今，大阪再次舉辦世博會，還能復制曾經的“世博景氣”嗎？

1970年大阪世博會創造了昭和時代的“世博景氣”，直接推動日本GDP增長2.1%，同時創造了1.56萬億日元的衍生經濟收入和5700億日元的附加值。世博會還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在交通和旅游業方面，京阪神地區的客流量增長了35%，為關西地區后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促成世界六大城市圈之一的關西經濟帶的形成。

1985年，日本舉辦筑波世博會，展覽內容充滿創新，但其經濟效應遠未達到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水平。筑波世博會支出為7436億日元，收入僅為1200億日元，導致6236億日元的赤字，虧損部分由政府補助。盡管短期內效益不顯著，但從長遠來看，筑波世博會對日本科技創新產業鏈的構建以及附加值的延伸產生了深遠影響。

2005年，愛知世博會成功吸引了2200萬參觀者，超出預期的1500萬目標。這屆世博會的總支出為1900億日元，其中包括1350億日元的建設費用。盡管它最終實現了盈利，但其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短期消費拉動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對日本整體經濟的拉動作用十分有限。

當時的日本政府選擇在愛知縣舉辦世博會，意在借鑒大阪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經驗，利用東京與大阪之間的戰略位置推動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政府宣稱，世博會和中部國際機場的建設將帶來2兆日元以上的經濟效益，并創造9.4萬個就業機會。但這些預期并未完全實現，愛知縣的財政壓力也因此增加，甚至一度面臨破產危機。

這三次世博會在經濟效應上的波動，深植于日本自身發展階段和國際大環境的變化。1970年大阪世博會有其不可復制的歷史條件；而筑波、愛知未能帶來類似“景氣”，也是時代演進使然。博覽會功能從經濟發動機逐漸轉型為社會文化平臺，這一趨勢在日本尤為明顯。而且，大型博覽會的效果更主要取決于是否契合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以及能否借勢推動深層次的發展戰略。

時隔半個多世紀，2025年大阪再次舉辦世博會。盡管這屆世博會寄托了振興經濟和展示創新的厚望，但從歷史和現實來看，2025年世博會面臨的結構性制約使其難以復制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輝煌。與以往世博會不同，2025年日本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

首先，經濟大環境已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如今正處于“現狀維持的成熟期”，而非1970年時“充滿希望的成長期”。當前，日本經濟增速長期徘徊在1%左右，國內市場飽和，財政負擔沉重。即使世博會能帶來一時的投資和消費增長，其規模相較龐大的經濟總量也只是杯水車薪。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2024年的預估，大阪世博會展館建設和運營帶來的經濟效益為2.92萬億日元。這一數字僅相當于日本GDP的0.5%，且效果主要集中在短期內的關西地區。與1970年全日本經濟的爆發式增長相比，這樣的規模遠不足以創造類似的全國性經濟奇跡。

其次，日本的人口結構變化對世博會的人氣和消費潛力構成限制。如今，日本的老齡化率已從1970年的7%上升至29.3%，新生人口持續下降。老齡化社會對大型博覽會的參與度降低，而核心勞動力和青少年人口的減少意味著國內觀眾基數大幅縮水。主辦方預計，本屆大阪世博會的參觀人數為2820萬，不到1970年的一半。在當前休閑活動多元化的背景下，世博會的吸引力面臨更大挑戰。如果缺乏足夠的獨特性，預期的客流量很可能難以實現。

再次，這屆世博會在籌備和建設中面臨諸多現實挑戰。全球原材料價格上漲和通脹壓力導致場館建設成本大幅上升，預算增加到2350億日元，財政負擔加重，部分特色館因此被縮減或取消。與1970年政府集中資源投入不同，這屆世博會采用更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導致公共部門對展會效果的掌控力下降，成本飆升，最終效果難以保證。

最后，缺乏歷史使命感的時代特征，也是難以再現“世博景氣”的一個重要因素。1970年，日本處于戰后重建和經濟騰飛的背景中，世博會成為國家自信與奮進的象征。而如今的世博會，更側重于健康長壽等個人和社會層面的議題，缺乏時代賦予的集體奮進動力。

在當前經濟現狀和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2025年大阪世博會要再現1970年那樣的“世博景氣”已變得愈加艱難。雖然日本政府和民眾對這屆世博會寄予了很大期待，但其實際效應和社會影響力仍很可能更多局限于短期或特定區域，而難以重現過去的成績。（作者是天津社會科學院亞太合作與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