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60年國宴變遷：從淮揚風味到與國際接軌[組圖]](http://images.china.cn/attachement/jpg/site1000/20090806/00016c42d9300be4d5c003.jpg "新中國60年國宴變遷：從淮揚風味到與國際接軌[組圖]")
1972年,周恩來總理在歡迎宴會上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舉杯互相祝福（圖片來源：鳳凰網）
周總理與“禮賓革命”
提起中國禮賓改革和國宴的變遷，很多老的禮賓官和外交官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周恩來總理和他所倡導并推動的“禮賓革命”。
禮賓工作是極其瑣碎而復雜的，其中的確有大量的服務接待性質的工作。但很多老的外交官都強調，它并非像人們印象里的那種是負責“吃喝迎送跳”的職業，禮賓和一國的外交大局是分不開的，絕不能脫離一國的外交方針而想當然。國宴正是禮賓工作的重頭戲。
外交禮賓工作的質量，代表國家的形象。外交禮賓工作能否成熟運作，為外賓所接受，則取決于國家整體的國際交往程度和外交形勢。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人才匱乏，各行各業都需要在多年征戰造成的薄弱底子上重新建立，外交戰線也不例外。在首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指導和帶領下，新中國的禮賓制度逐步建立起來。
很多專家將建國初至 1954 年看做是新中國外交禮賓制度的初創階段，其起始的標志分別是新中國外交部的成立和外交部禮賓司的正式成立。1954年底，柯華出任外交部禮賓司第一任司長。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外交生涯中，對柯華影響最深的就是周總理，就在他剛剛當上禮賓司司長時，周總理就當面告訴他：“外交無小事”。
新中國的外交禮賓工作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指導和關懷下，參照國際禮儀的通常做法建立起來的。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提出了禮賓改革的思想，他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并親自指導外交部禮賓司進行多項改革。中國駐斯洛文尼亞共和國首任大使、前禮賓司代司長魯培新至今仍記得，周總理告誡禮賓司工作人員，要把“禮賓革命”四個字貼在墻上，銘記在心。
20 世紀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是新中國建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 年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 23 個，但到 1965 年底就達到 49個。當時新中國是采用了“高規格”的禮賓模式，如機場迎送有群眾、首腦一級的國賓，還有數公里長的夾道歡迎；國宴的規模很大，并邀請全體外國駐華使節出席，有時一次宴席要擺50多桌。
為此，周總理提出要改革禮賓工作，在他的倡導下，先從簡化禮儀性活動開始，如簡化駐華使節遞交國書儀式和取消互致頌詞、取消國宴上使團敬酒等，后來又針對各地舉辦宴會有鋪張現象，規定了宴會標準、對外贈禮標準等。四菜一湯的國宴標準就是周總理當年定的，一直延續至今。當時在改革時也借鑒了許多國家的“創新”做法，以充實和發展新中國的禮賓風格。比如，周總理提議取消了國賓到訪由專機護航的做法。
周總理指導禮賓工作最常講的就是細致和禮賓工作的政治性。在外交部的檔案館里，記者找到了一份1956年2月周總理對國宴形式指示的手稿，周總理強調要改變過去死板的宴會氣氛，要用利于溝通的圓桌來代替原有的長桌。這一細節的變化也彰顯了周總理指導禮賓工作的細致。
外交筆會副會長、前禮賓司參贊吳德廣曾發表文章指出：總理教導禮賓司的同志，禮賓安排要根據客人情況而定，要嚴謹細致。凡是涉外工作總理都堅持事必躬親，經常打電話到禮賓司，審核禮賓安排，決定宴請外賓桌次和席位，確定菜單等。同時，周總理還多次談到“從事禮賓工作的同志要懂政治(政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外交工作也受到了嚴重干擾，禮賓改革的進程也遭受了阻斷，許多預先準備實施的改革措施無法按計劃施行。但是周總理倡導和推動的“禮賓革命”使得新中國外交禮賓制度雖面臨“文革”極左思潮的沖擊，但仍然在曲折中有所進展，并為后來的陸續改革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60年國宴變遷：從淮揚風味到與國際接軌[組圖]](http://images.china.cn/attachement/jpg/site1000/20090806/00016c42d9300be4da6906.jpg)
